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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古代汉人不是汉族?

来源:历史年表网编辑:阿名2015-09-08 23:02点击:

如果古代有身份证,那个用来描述你所在族群身份的,或许不是“X族”,而是“X人”。你认同中原地区文化,那么你可能被登记为汉人,如果你待在草原地区,从事游牧,那么你可能被登记成“匈奴人”或“蒙古人”“满人”等等。这种区别于现在某某民族的称呼,“严格说都不具有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下所说的‘民族’的特征。”

变化之所以产生,乃是近代以来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影响所致——东亚区域尤其是中国境内形形色色的族群,被定义为“民族”。

清代,兴起于东北亚的满人将农耕王朝藩属体系和游牧族群行国的长处发挥到了极致,在完成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同时,通过弥合族群之间差距的各种努力,试图推动境内的“臣民”向“国民”转化。然而受到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的影响,梁启超用“中华民族”这一中西合璧的词语来称呼了这一未完成的“国民”塑造结果,孙中山先生则赋予了“中华民族”更多的政治含义。

目前对东亚历史的解读被人为地割裂,“长城以北非中国”“中国是汉族国家”等观点也在国内外有了一定市场。目前为多民族共同构建的中国尚未完成统一,而同时中华民族也尚在建构过程中,其构建过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元代女真人契丹人被称为汉人,但不是“汉族”

先秦时期的夏人、商人、周人、秦人最终凝聚为“汉人”。如何理解?

是中原地区族群凝聚的一个整体变化。这是民族国家理论不能解释东亚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历史的关键因素。

先秦时期因为夏朝的存在而有了夏人的称呼。其后因为有了商朝的存在而有了商人的称呼。周朝的存在则导致了周人称呼的出现。嬴政统一六国之后则有了秦人的概念。汉人称呼的出现则是汉王朝长期的存在。由夏人到汉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民族国家理论体系并不能解释这一时期中原地区族群凝聚的历史。

夏人、商人、周人、秦人,尽管学界一般以“民族”称之,但严格说都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民族”。更准确说它们是一个政治体,是在政权下面控制着的一些人,但这些人也不是单一的。夏人因为来源相对单一(炎、黄部落),可能相对更接近于我们所说的“民族”,周人(主体是西戎)则比较复杂,涵盖了夏人和商人(北狄),是三个不同的来源。秦人的称呼起码包括了七国的人,更繁杂,更不纯粹,不是我们所说的“民族”。因此,称之为政治体,更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

汉人是因为汉朝的长期存在使中原地区的族群凝聚而成,所以有了“汉人”的称呼,但汉人也不是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下的“民族”。翁独健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提到,汉朝成立之后,汉民族共同体形成,只是量的变化,不是质的变化,我不太认同这种认识。我认为汉人依然不是今天所言“民族”的称谓,汉人“共同体”是增加了一些人,包括让秦人变成了汉人,但范围之内的人群可能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汉人称呼出现之后,在不同时期涵盖的范围有了很大的变化。应该说,两汉时期的汉人在南北朝时期多数已经南迁长江流域,而南下黄河流域的鲜卑、匈奴、羯、氐、羌等边疆族群在隋唐时期已经成为了汉人的一部分。唐代之后,辽金政权统治时期也有大量契丹、女真人分布到黄河流域,这些人在元代则被划分为“汉人”,结果导致了汉人队伍的不断壮大。也就是说,自汉代之后,黄河流域的汉人就不断补充着其他族群的血液,尤其是北方草原游牧族群,也使得汉人的称呼更多的是基于文化的认同而凝聚在一起的农耕和游牧混合族群。

因此,现在学者往往将夏与跟汉人、汉族等同,但实际上我觉得它应该是指价值观念、文化相同的一群人,居住在中原地区。住在中原地区并不一定是我们所说的汉代的汉人,不同时期,中原地区的人比较复杂。基因研究的结果也显示出这一点。

匈奴等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最终“蒙古化”,如何理解“蒙古化”?

在多民族国家中国构建的过程中,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汉朝的出现实现了农耕地区族群的整合,与此同时北部草原地区的整合也开始了,学者们很少关注。当时游牧族群的整合是以匈奴的面貌出现的,后来匈奴政权消失了,但游牧族群的凝聚并没有消失,而是被鲜卑取代了。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记载:在匈奴单于逃亡之后,当时有十余万的匈奴人自号鲜卑——他们认同鲜卑。应该说鲜卑建立的北魏对游牧族群的整合也没有彻底完成,因为后来又出现突厥汗国、回纥汗国以及契丹、女真等对游牧族群的凝聚,但都不彻底。也就是说,这些政权对草原地区游牧族群的整合都没彻底完成,最后完成的标志是蒙古汗国的出现。1206年,蒙古汗国及其后元王朝的长期统治,不仅将草原地区的游牧族群带入了多民族国家的构建轨道,而且经过蒙元长期的统治,草原族群在明代基本上以一个共同的称呼“蒙古”来参与政治活动——草原游牧族群蒙古化完成。也就是说蒙元政权的出现,实现了整个草原地区的蒙古化。

草原地区尽管在蒙元时期实现了蒙古化,但其内部的整合依然延续了很长时间,目前蒙古族内部也分成许多不同的群体,显示着内部的整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历代王朝没有叫“中国”,但“中国”一直存在

清代边疆族群,比如蒙古人,是如何认知“天下”的?

给清朝的定性是满人联合蒙古人建立的一个王朝,但王朝管辖下主体的多数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汉人。

清朝国家防御,蒙古军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官员的配置,一般来说是满洲人、蒙古人,满人当正职,蒙古人当副职,汉人辅助。甚至有些中原官员就是满人跟蒙古人,没有汉人啥事。政权建立比较奇特。到清末八旗衰弱得比较厉害,汉官才开始逐渐多起来。

蒙古人承认这个副手的地位。他们认为康熙是他的大皇帝。西蒙古准噶尔曾想跟康熙争天下,结果他失败了。另外,满蒙联姻是清朝历史上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孝庄皇太后曾经辅佐了顺治、康熙两代清朝皇帝,其背后我觉得体现了蒙古对清代“天下”的认识:这是满人主导的“天下”。

由于族群的不断凝聚,自先秦至清,中原统治者对“天下”的认知,是否经历了一个从均质化的“汉文明中国”到“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转变?

中国从来就没有均质化的汉文明。一方面“汉”的涵盖范围是不断变化的,另一方面“汉文明”或称为“中华文明”也是在不断发展的。无论是族群的凝聚,还是文明的发展,都处于一个建构的过程之中,“均质化”只是一种趋势。同时,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多民族国家,从来没有一个我们所说的“汉人”的国家存在,即便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汉唐王朝也不是单纯的“汉族”国家。

秦代实行郡县制,南部的郡县后来反复较多。西南土司统治的区域,到明清后改土归流,内部的整合过程非常漫长。

清朝入主中原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来整合境内的不同族群。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雍正帝亲自参与“正统”地位的讨论,试图弥合夷夏之别。其父康熙皇帝废除长城防御体系,以解除人为设置的阻碍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融合的障碍。雍正、乾隆皇帝在南部地区的改土归流等重要改革措施,也是为了加快境内不同族群凝聚的过程。清朝几代皇帝的这些努力,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将境内的众多族群整合为王朝的“臣民”(国民),是构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举措,而这些是今后学者们应该给予更多关注的问题。

“新清史”强调满族的主体意识,是不是就看到了夷夏之间的差异性?

对于“新清史”我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实际上早在2008年所谓“新清史”的代表人物欧立德教授就来我们研究所做过一个报告,事后我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国”与“天下”的重合: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的轨迹》送给了他。尽管我不赞同他的总观点,但他的一些看法还是令人深思。

所以说,认识角度的问题,他看问题的角度和我们不太一样了,主要是对“民族”的认识不同,关键点还是从民族国家的视角看中国历史。我认为满人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民族”,而是一个多族群混合的政治体。清代的八旗里有蒙八旗、汉八旗,很多成分是非满族的成分。即便是纯种的满人里面也有很多其他民族的血统。满人本身就是整合的结果。

再者满人分布的区域在汉朝时就不是一个纯粹“民族”的分布区域,那里有很多汉人。清代政权联合了蒙古人方才建构起来。“新清史”如果过分强调满人的主体意识,是有缺陷的。

另外欧立德说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中国”,说“中国”这个称呼消失了很久。我不认同这一点,历代王朝的国号确实没有一个叫“中国”,但大一统观念一直存在。“中国”就是“大一统”的代名词。

“新清史”对中国历史的解读方式,靠满文文献很难做到全面。现在翻译了很多满文文献,从实践看,还没有哪一个满文文献能够彻底推翻我们现在对清史的总体认识。清朝的档案里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满文,一部分是汉文的,两份往往可以互对。说汉文文献是建构的,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因此彻底推翻现有的清史体系。

对于“新清史”,我觉得没必要过多地去反驳,或者奉扬。关键是我们要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不能被民族国家理论牵着鼻子走。

“臣民”“国民”再到“中华民族”,民族国家理论取代传统族群观

孙中山一开始说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但中华明显不仅仅是汉人的,更多是“中国人”的。况且朱元璋提“驱逐胡虏”,没有构建一族一国的意思。

对。朱元璋眼中的“胡虏”,是把整个北方人都称为胡人,并不仅仅是说“蒙古人”。孙中山使用“中华民族”是单指汉族,目的是推翻满洲的统治,后来也意识到问题所在,就提出五族共和。

现在我们说的“中华民族”,与“汉人”这个词具有相同的性质,都是对不同时期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族群凝聚的一个称呼。梁启超先生创造的“中华民族”这个词的称呼,引起了很大的麻烦。“中华”是中国词,“民族”是西方词,有点不伦不类。他一开始认为“中华民族”是指“汉族”,也即汉人,但后来发现存在难以解释的问题,所以又有了“中华民族”是指称“中国人”的阐释。

抗战时期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蒋介石对此稍作发挥,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但下面有很多族群不是“民族”,它们是类似一个宗族的存在。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子,各种民族是兄弟,中华民族是“国族”。他可能是为了迎合民族国家理论做出的提法,所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但在现在,世界上很少有单一民族的国家。即便是号称单一民族国家,内部也不是单一民族。现在所谓的单一民族国家,建构过程当中也还存在一个整合的问题。

“民族国家”理论传入东亚之前,东亚不仅存在着独特的对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认知的理论,这一“理论”是什么?

天下范围内,由五方之民转变为夷夏二元,成为天下大一统的族群凝聚结构。在这种框架内,百姓被分成两部分人,“夏”已经不仅仅是汉人,他是接受中华文明的这部分人,这里面包括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汉人。汉人一旦出现,一直在不断发展,它的吸纳力、融合力比较强。

唐代时出现一个很奇特称呼——“中华人”。这在唐代律法(《唐律疏议》)、唐诗里经常见到。“中华人”就指唐朝辖境内的所有人。但是很多人一说起它,就光看“中华”,没有注意到“中华人”这个群体。古人经常用“人”来称呼群体,族是“家族”,范围更小。

这种体系与理论是具有中方特点的。但是我不知道用什么词能跟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区分开来。现在我们这个体系认知全是用民族国家理论,概念都是源自字面。

“族群”本身也是如此。中国传统用来划分人种差异的词汇是“人群”。没有“民族”的称呼,古人心中的“民族”是指家庭之类。

所以汉人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所谓的民族,它不是一个民族的称呼。历朝历代对他们的称呼,有百姓、民人、臣民。后来为了跟西方对接,就称为国民。“国民”的称呼确实也能跟西方对接,但“民族”这个体系对接不上。

我们虽然强调“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叙事,但在中学教材中,我们仍然难以避免以中原汉族为中心的叙事传统。往往详汉族政权,略边疆族群。

从现有的教育而言,有两个理论主导着我们的教育,一是王朝国家的体系,一是民族国家的体系。

王朝国家体系跟民族国家体系有点类似。好多人通常以统治者是否汉人来确定王朝是哪个族群的王朝,认为国家就是汉人的国家,但这不符合实际,王朝不仅是汉人的王朝。

我们天然地会认为伊斯兰文化不属于中华文化,这种认识是非常错误的,其实不是,中国文化包括了伊斯兰文化,起码包括了我们境内的伊斯兰文明。

尽管汉族史观和民族国家史观主导了我们整个的历史认知,但是还有一个帽子扣在上头——多民族国家。谈起多民族国家,应该强调不同族群的统一性、融合的趋势,相比融合的提法,我觉得用“共创”更加合适,即共同构建。目前多民族国家中国是一个尚未完成统一的国家,而与此同时中华民族也尚在建构过程中,其构建过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谈起“中华民族”,我觉得用“中国人”的称呼替代更合适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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