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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的悲悯之心是一种隐性统治手段

来源:历史年表网编辑:阿名2017-09-13 17:11点击:

伏尔泰说:人是天使与魔鬼的混合物。这句话也许有点言重了,但说人性非常复杂,估计没人反对。以乾隆帝做个例子,你称他是暴君,绝对有理由,比如孝贤皇后逝世后,翰林院的官员在满语译文中将“皇妣”译为“先太后”,乾隆居然下令将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判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刑部官员全部革职;乾隆搞“文字狱”也是一等一的高手,他执掌最高权柄60多年(做皇帝60年,做太上皇3年多),因牵强的理由杀掉的文人数不胜数。你说乾隆是仁君,也同样可以找到不少证据:乾隆即位不久就为遭父亲迫害的宗室大量平反,恢复他们的政治与经济待遇;他也比较关心民生疾苦,对普通老百姓常怀悲悯之心。读中国历史名人故事,了解更多历史真相——

乾隆的悲悯之心是一种隐性统治手段

乾隆的统治手段

皇权时代,中国完全处于自然经济环境下,水利设施极其落后,靠天吃饭几乎成为农业的常态。一遇灾年,卖儿鬻女、流离失所、饿毙于途的情况比比皆是。乾隆一生重视救灾。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山东德州遭遇洪涝,大雨一连下了七天七夜,因为水淹了房子,市民只好扶老携幼登上城楼,在城墙上过日子。由于缺少粮食,大家饿得喊爹叫娘。不巧的是,其时德州城最高官员山东督粮道颜希深到省城出差办事去了,那个时代又没有电报、电话、电子邮箱、微信、火车、汽车、飞机之类,联络极不方便。官仓虽然有粮,但因为主官在外,没人敢放赈。颜希深的老母何太夫人在官署中听到饥民哭声,询问署里官员为何不放粮,署员回答:放粮乃国家大政,必须等颜道员回来奏请上级批准才行,擅动仓谷,不但要丢官,还要赔偿。听了这些话,何太夫人大怒:“此何时也!犹拘泥于常法乎?况德州距离省城遥远,如果等我儿子回来,再经详奏核复,那么数十万灾民都将成饿殍矣!你们无须忧虑,马上开仓放赈,以解倒悬,如果将来朝廷怪罪下来,一切由我儿子承担;如果需要赔偿,我愿尽我家所有,查封以抵偿。”在老太太的力争下,粮仓终于被打开,数十万灾民得救。

何老太太的举动,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当然值得大力讴歌,但于国家既定法制却是一种破坏,得知此事,山东巡抚吓得瘫倒在地,他以擅动官仓、蔑视国家体制为由进行举报。乾隆在巡抚的奏折上批道:“有这样的贤良母亲和好官,为国为民,权宜通变,巡抚不但不举荐,还要弹劾,怎么能鼓励那些为国考虑者!”乾隆接着降旨:已动用的仓谷,允许作为正项核销,无须赔补,并且特别赐给颜母三品封诰。颜希深也因此平步青云,只有贡生学历的他后来做到了兵部侍郎和几个省的巡抚。

乾隆是一个喜欢作秀的人物,但他对何氏母子的善待却出自本心。雍正当政13年,共动用救灾银一百四十三万两,这在生产力低下的皇权时代已不算太少,但乾隆执政的最初十八年却用了救灾银二千四百八十余万两,救灾粮食到二千多万石。乾隆五十年,用来赈灾的银两更高达一千四百万两银子,超过了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花这么多钱赈灾,难免产生冒赈、滥赈、贪墨等腐败现象,对此乾隆帝心知肚明,但他不予计较,说:“办赈理宁滥勿遗”。对不认真救灾的官员,乾隆往往严加追究,他曾对大臣这样说:“向来督抚中失察挂误处分,朕常加宽免。或有讳灾之事,必重治其罪。”甘肃巡抚许容、两江总督那苏图都曾因瞒报灾情受到皇帝严厉申斥。

水旱时全力救灾,平时乾隆也很关注民生。他重视水利建设,在其执政期间,大力治理黄河、淮河、永定河等许多河道。他鼓励农民垦荒,乾隆时全国耕地超过了十亿亩,国家却只按七亿亩征税,这并不是因为乾隆马大哈,而是他制定了一个特殊政策:农民新开垦出来的土地,收获之物全部归己,不用给国家缴税。对这个政策,乾隆这样解释:“民为邦本,庶富相因,但令小民于正供之外,留一份盈余,即多一份蓄积,所谓‘藏富于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者,此也。”

乾隆也特别喜欢减税。他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三十五年(1770年)、四十二年(1777年)、五十五年(1790年)、嘉庆元年(1796年)先后五次普免全国钱粮,共少收农民白银1。2亿两、粮食1200万石。加上部分减免的税款,总计达到了2。0275亿两,占整个乾隆朝财政收入的7。57%。减负的幅度不可谓不大。

乾隆的悲悯心,与其天性中的善良因子有关。乾隆的母亲出身贫贱,原是宫中的粗使丫头,因为雍正贪色,怀上龙种,最后晋身为妃嫔之列。母亲生性仁厚,对乾隆产生了很大影响,乾隆幼时目睹宫中小动物死亡,常常流泪不止,雍正就曾在其遗诏中称其“秉性仁慈”。

当然,任何皇权统治者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家,乾隆对老百姓的“善待”更多的出自现实的考量。在专制权力的序列里,“小民”与皇帝没有任何可比性。“小民”是鱼,皇帝是捕鱼的电网;“小民”是圈养的鸡鸭,皇帝是拿着尖刀的屠夫;“小民”是自生自灭的野草,皇帝是在草原上驰骋的大象。乾隆对“小民”发点善心、施点仁政,“小民”只会称颂他的恩德,维护他的权力,而不会像某些官员一样拥权自重,一点一点地挖空皇权的基脚。皇帝不必对他们心存戒备。从深处说,乾隆执政的时候,清廷入主中原只历四朝,明朝殷鉴未远,为了让家族统治的船顺利地开向远方,他必然会将政治稳定看得比什么都要紧,而在那个时代,稳定了农民,也就稳定了大半个江山。

跟寻常人的悲悯不同,许多时候,皇帝的所谓“悲悯”,其实是一种隐形的统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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